实现上海新世纪新阶段文化发展目标，要坚持海纳百川、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品格，把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与推进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新年伊始，忽然想到了堪称具有上海优秀文化传统的民间艺术之花——农民画，忍不住轻轻问一声：农民画，你还好吗？
上海农民画的表现形式多样，但就绘画风格而言，较有代表性的可能是两种：即金山农民画与松江农民丝网版画。
农民画这一艺术形式只有中国才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是中国拥有数亿农民，乡村占据着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由于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文化教育的距离，中国的农民总是相对保持着他们的文化特性和偏离性。
农民画产生与存在的另一根源是中国社会的特殊需要与可能。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战士画、枪杆诗、延安的“大众化”文化传统等等应运而生。上世纪50年代以后，扶植民间文艺就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文化政策，自然，由于受特殊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农民画被非艺术力量所扭曲，而这一特质增加了对农民画进行价值判断的困难性，那是后来的事。当前的情况是，那种政治扼制力和相应的工具性早已大大隐退，农民画创作既可以充分靠近既往的民间艺术传统，又可以充分借鉴外来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松江丝网版画与金山农民画也完全可以“海纳百川、中西合璧”。
据笔者观察，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金山农民画与松江农民丝网版画目前至少遇到这样几个有趣的问题：
第一，农民画，农民不喜欢。农民进城不看农民画展，家里不挂农民画作品，而对农民画作者嗤之以鼻，如松江区五里塘镇有个农民画作者就被村人奚落，说他不务正业，认为有空多练练毛笔字才是正道。
第二，农民画作者文化层次不高，甚至有不少是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但欣赏农民画的都是学者、教授与一流的艺术家，如沈柔坚、程十发等画坛大师就高度评价过松江的农民丝网版画。
第三，农民画作者一般不具备艺术判断能力，一幅作品的最终实现，有极大的盲目性，不知道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
第四，正因为如此，农民画创作的成功有极大的偶然因素。一些偶尔涉足农民画领域的农村作者常常一举成名，一炮打响。如松江作者徐斌，只画了一幅《摇钱树》农民画，就获得了国家级奖励，徐雨龙的《采蘑菇》也是同样的情况。
第五，农民画的辅导老师不善于画农民画。金山的吴彤章先生是如此，松江的朱荫能、周洪生、唐西林先生亦是如此，尽管他们也画农民画，但那是专业画家的作品，缺乏农民画特有的情致。
同样的事实是，松江农民丝网版画与金山农民画的这种共同尴尬并不影响农民画的发展，把理论家从农民画的园地里赶出去也许是一种高明的办法。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农民画在美术园地里的方位，准确地评估农民画的艺术价值，恐怕也不能说是一件多余的事。
有一种误解，把农民画提高到不适当的位置，说他们的作品“赛过毕加索、马蒂斯”，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农民画虽然受到文化精英们的重视，赢得了知识层尤其是艺术家受众，但它并不能和精英艺术划等号，精英艺术中的大师和农民画中的天才不能相提并论，前者驾驭才能，后者被才能所驾驭。
农民画的成功，除了它的题材、色彩、构图等绘画语言具有鲜明的特色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们不大愿意接受而却又是存在的因素是它与精英美术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农民画的最大特点是天真，天真是可爱的。但天真的儿童是不会欣赏儿童的天真的，只有成年人才对天真的儿童产生兴趣。而在成年人的眼里，天真的儿童的缺点也是可爱的，这种长者的宽容是人类生命延续的基本情结。同样的道理，农民画的受众站在比较高的角度来欣赏农民画，这种审美方位决定了对农民画的认同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这是一。第二，农民画家构不成对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威胁。诗人、艺术家常常赞美黄土地的恢宏气度，广阔胸怀和独特情致，但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则绝对产生不了这种感觉。一艘客轮在大海上航行，遇上了大雾，船上的人惊慌失措，但我们如果站在海岸上看这幅图景，就会感到很美。这是一种距离感所造成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决不会为某一个农民画家的成功会影响自己的声望、地位这样的事而忧虑；相反同一层次中的画家如果搞出一种新的画种来，就比较困难，前几年蔡斌的玻璃画便是一个例证。
我想，农民画所独具的种种特色与个性，机会与挑战，尴尬与局限，倒正好显示了这一艺术品种将会拥有无限的创造力。因此，只要各级政府加大扶持力度，从业人员不懈努力，那么谁能保证在农民画队伍里不会出现象法国画家亨利·卢梭（1844—1910）那样的艺术大师？！卢梭也是一位业余画家。“丝毫不了解正确的素描法，也不了解印象主义的决窍，他用简单、纯粹的色彩和清楚的轮廓画出树上的每一片树叶和草地上的每一片草叶。可是不管在老练的人看来多么笨拙，他的画却有非常生动、非常单纯、非常有诗意的东西，人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大师。”当然这需要时间。
衷心祝愿上海的农民画在新的一年里能真正走向民间，走向世界。
